[译者注]本文原标题为在《世界末日之中》（Au milieu du bout du monde），法文原版载于《解放报》（1983年6月8日），并被收录在《世界末日之中：安东尼奥·雷斯和玛格丽达·科代罗》（In the Midst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António Reis and Margarida Cordeiro）。本文根据Sabzian网站Stoffel Debuysere的英译版翻译。
作者Serge Daney
翻译Jack Chain
没有失去任何东西。除了媒体的陈词滥调和预售电影的吸引力外，仍有少数奇珍出现。每年一次，这还不错。1982年是帕拉杰诺夫的《石榴的颜色》（Sayat Nova, 1960），1983年很可能令人惊喜地成为《安娜》（Ana, 1982）之年。这部安东尼奥·雷斯和玛格丽达·科代罗的第二部长片完全无法被归类；这段旅程穿越了我们感知所悄然穿透的世界，介于梦境的准确和醒来的模糊之间，沉浸于眩晕之中。可能如今已经没有足够的电影能让你忍不住低声惊叹，“我在哪里？”这并非出于迷失或对迷失的恐惧，而是想唤起沉睡者初醒时的情感———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在何处栖身、又将醒来面对怎样的世界。出于对这迷茫时刻的感激，以及能说出这句古老情感的原始表达：“我在哪里？”对于这个在“我”这个被高估的名字之前的动词“存在”（to be）。为了觉醒。
我们在《安娜》的哪里？在葡萄牙，因为电影制作人是葡萄牙人。但这个小国家还是太大了。在葡萄牙北部的米兰达·杜·杜罗（Miranda do Douro）地区，雷斯和科代罗几年前就已经在那里拍摄了另一个精彩且无法被归类的电影，名为《特拉蒙提斯》（Trás-os-Montes, 1976）。这里，别无他处，亦是任何其他地方。因为《安娜》的力量，事先阻止了一切懒惰的分类，正是它。已经很久没有电影如此清楚地提醒我们，电影既是单一艺术，又是普遍性的艺术，影像如果能在某个地方抛锚，它将更加漂浮。《安娜》虚构（Ana-fiction）？《安娜》纪实（Ana- documentary）？这个区分实在太粗糙了，甚至没有被记录的虚构作品。
虚构意味着把人物置于世界中心讲述故事，纪实意味着去到世界尽头却不必讲述。但是纪录片里有虚构，就像化石里有昆虫一样，虚构中也有纪录，原因很明显：摄像机（它难以控制自身？）记录了你放在它面前的东西，无论它放在哪里。安娜——世界的尽头？或是世界的中心？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奇怪的场景。在安娜居住的家中（亦是她将死去的地方），一个男人（她的儿子）喋喋不休，就像一个度假的学者在熟人面前上课一样。他谈着他所知道的：他的国家（葡萄牙的一部分）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奇怪对比，渔人的生活方式，还有游水的动作。“美索不达米亚在哪里？”一个孩子问道。父亲可能会说：就在隔壁。电影制作者可能会说：就在镜头边。在《特拉蒙提斯》，相同的问题已经（被另一个孩子）问出：“德国在哪里？”他问他外出工作的父亲。“那里”，男人说。我们能感受到，对孩子来说，“那里”是从隔壁、从河流的下一个弯道开始的。它在世界尽头和世界中心。那是个孩子。在《安娜》中，当雷斯在画外阅读里尔克的诗歌【达内指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中《第三哀歌》（Duino Elegies – The Third Elegy）的节选——英译注】【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奥地利诗人，代表作为《生活与诗歌》等——译者注】，镜头中生病的小男孩在睡梦中翻身，这并非故作姿态，而是诗人（雷斯写过诗，并发表过）的理念：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韵律。触碰、拥抱、交织。而且电影足够本土化（local）而非地方（provincial），足够普世（universal）而非世界（Esperanto）来让它们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冒着迷失的风险，通过幼发拉底河给杜罗河上色，事实上让我们失去了起源。
这是一部由诗人拍摄的电影，也有地质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所有可能的“逻辑学家”。雷斯和科代罗是葡萄牙人，但并非来自里斯本（里斯本是一个过于地方化（provincial）的首都），甚至也不是来自波尔图。他们将电影的背景设置在葡萄牙北部，那里游客罕至（那些傻瓜成群结队地涌向阿尔加维）。美丽而荒凉的风景，必须被视为华丽的废墟；乡村被拍摄地如同城市。在《安娜》中，树木、道路、房屋的石头几乎都有名字。一起都是交汇点；没有什么是匿名的。这部电影是一阵令人欣慰的嗡嗡声；风的声音使影像膨胀，又像大海一样涌动。在这种感觉中存在着空虚，就像葡萄牙这片土地本身一样。雷斯和科代罗的电影记录了一种令人迷失方向的移民情境：男人们离开了，孩子们现在只能玩耍，老人们则留下来守护家园。这里没有父母的监管，只有外祖父母的监护，在视线的游戏中，短暂且温柔，惊奇且严肃。
故事呢？如果你想听，他确实存在。但是你不必非得听。安娜是一个呆在她家里的老妇人的名字，就像一个象征。她的脸饱经风霜却依然骄傲，身躯沉重却又高贵。她比祖母更像祖母，且更像一个象征。当然，她不是大地或根系的象征。她也是一个女人，她生病了。或者说，她并没有倒下。有一个美妙的时刻，她穿着镶有貂皮的斗篷，带着茂瑙（F.W.Murnau）笔下人物般的含蓄优雅穿过乡间。我们正在聆听的巴赫《尊主颂》（Magnificat）版本恰好处于降临之美的高度。老妇人从后面喊出一个名字：米兰达！然后鲜血从她的嘴里冒出，她看着鲜红的手掌，知道自己快要离世。米兰达是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名字，也是一头走丢的母牛的名字，我们在下一个镜头里看到了它。一个词总能引起许多反应。独自在乡间哭泣，有可能濒死。诗歌，永远如此。
